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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人口形勢嚴峻，危機初露端倪。筆者預計，2020年之后將爆發招工難、娶妻難和養老難，這將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筆者建議立即實施倡導“兩孩”并走向鼓勵生育。

2020年后危機將爆發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是我國的基本國情。40多年來，為了控制人口數量，我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長過快趨勢已得到根本扭 轉。同時我們應充分注意到，少子化日趨嚴重、人口老齡化提速和出生性別比長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尖銳，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續發展，筆者預計 2020年后將出現招工難、娶妻難和養老難問題。

首先是招工難

目前我國少兒人口大幅下降，0~14歲人口所占的比重，1982年為33.6%，到2014年只有16.5%，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遠低 于印度的34.0%，比美國的20%還低，處于嚴重少子化水平；少兒人口總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為3.4億人，2014年只有2.2億人。

2021年之后，隨著1982年后的0~14歲人口大幅減少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勞動力的陸續退出，勞動力供給將急劇下降，我國 將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20~59歲勞動年齡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億人，將比2010年時減少6900萬人，降幅達8.3%。2021年 后，20~34歲的青年勞動力將呈懸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間，每年將凈減1100萬人以上，到2030年將比2010年減少1.04億 人、降幅達32%，總量只有2.21億人。特別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備勞動力急劇大幅減少，將遇到嚴重的勞動力危機，中國勞動力缺口將超過8000萬 人。

屆時招工難將成為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許多單位尤其是企業將面臨著無工可招的窘境，將促使工資大幅上升、產業競爭力急劇下降，從而制約經濟增長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劇減少，還將弱化社會創新能力，降低消費能力，造成社會總儲蓄下降。

二是娶妻難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現了出生性別比持續上升、嚴重偏離正常值范圍的現象（正常值是103~107），2014年仍高達115.9。 2010年，我國0~19歲人口中男孩有1.72億人，比女孩多了2210萬，因此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輕男性將找不到配偶，年齡段越低則越嚴重。娶 妻難將成為社會和家庭的一個重大難題。

到2020年，“娶妻難”將拉開序幕：以22~26歲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齡，以24~28歲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齡，到2020年，24~28歲男性有 4900萬人，而22~26歲女性只有3900萬人，男比女多了1000萬人，只能向低年齡女性中去擇偶。由于低年齡段男女失衡持續產生、一直處于高位態 勢，因此這一問題將非常棘手。或會造成早婚、訂婚、婚姻買賣現象增多，導致婚姻錯位、代際爭奪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會現象增加。

如果成年男性分化成了有配偶階層和無配偶的“剩男”階層，在整個社會發展水平上了一個臺階后，卻有一大群“剩男”無法成家、當婚未能婚，這將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切身利益，會大大降低這個特殊人群對社會的認同感，甚至將成為他們中少部分人反社會的誘因。

三是養老難

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已達1.37億，占全國人口的10.1%。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 億，占總人口將超過30%。面對老齡化提前來臨，整個社會從物質到心理等方面都沒做好準備，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水平低，養老資金缺口較大，社會養老 服務體系發育嚴重滯后，社會保障面臨相當壓力。

2020年后，隨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繼進入老年，社會養老壓力將浮出水面，薄弱的經濟基礎和失調的人口結構，不具備供養老年 人口的能力，養老危機將爆發。屆時既缺乏養老所需財力也缺乏養老所需人力，養老的財政供給壓力將相當大，家庭和社會都面臨著養老風險的沖擊。在目前這種 “四二一”家庭結構中，需要贍養老人增多，中青年將不堪重負。尤其是2030年后，屆時供養一個老年人所用的勞動力將由目前的近5個演變成2個。

修復人口結構已步入最后窗口期

因此，筆者認為，2020年后人口“三難”的全面爆發，將給我國的發展帶來嚴峻挑戰。

作為發展中大國，大量增加勞動力投入依然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未來勞動力供應量的急劇下降，將造成我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過早喪失勞動力比較優勢。

人口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至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口結構處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經濟體演變成發達經濟體。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變成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并不多。如果我國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不及時作出重大戰略性調整，促進人口結構向正常水平回升，那么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還將出現跨越之后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從人口角度上看，實現現代化的奮斗目標、實現中國夢將面臨巨大挑戰。

人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目前，我國雖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由于嚴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相疊加，人口結構已嚴重扭曲，曾經引以為傲的人口優勢正逐漸喪失，未來我國人口將大而不強，難以擔當支撐實現現代化、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重任。

筆者認為，我國人口結構改善目標的底限應是0~14歲人口所占比重由現在的16.5%調整到18.5%，這是一條人口安全紅線，這至少需要新增 3300多萬少兒。“單獨二孩”政策帶來的增量人口上限為400萬人，其提升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到0.3%。顯然，靠“單獨二孩”難以實現這一 目標。

當前，修復人口結構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上世紀80、90年代出生婦女的生育意愿遠低于70年代出生婦女，以及后備育齡婦女急劇減 少，2010年，0~9歲女孩只有6600萬人，比20~29歲婦女的11300萬人少了近一半。因而，補償性生育主力軍是70年代出生婦女，然而她們中 最小的也已超過35周歲，屬于高齡產婦。隨著時間推移，其懷孕概率下降很多、畸形兒概率增加很多、生育風險也提升了很多。

隨著時間流逝，現在每年都有好幾百萬育齡婦女喪失生育能力。因而，我國人口發展已進入了關鍵的歷史節點，當前及“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調整的最后關鍵期，修復人口結構、緩解人口危機正與時間賽跑。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根本原因是人口進入了新常態，由于人口紅利衰減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由于人口的劇變造成勞動力供求發生逆轉，低成本勞動力 優勢基本喪失，傳統依靠勞動力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模式走到盡頭，難以為繼。但這只是人口危機爆發前的冰山一角，真正的考驗還在2020年之后。

我們都知道，人口再生產周期長，當前應抓住許多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還有較多婦女處于育齡期這一時機，立即啟動全面放開“二孩”。現在應該擔心的是補償性生育量太小的問題，而不是生育堆積。

從國際上看，韓國少子化水平與我國相當，其0~14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6.0%，僅比我國低0.5個百分點，然而韓國于1996年在生育率降到1.65后就取消了從1962年開始實施的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控制人口政策，并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

如果錯過了當前放開二孩的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勵生育，由于育齡婦女急劇減少，恐怕也將于事無補。